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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鹤绂:回国抗战错失诺奖的核物理学家
添加时间:2019-02-03
  

  在中国,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邓稼先等物理学家被认为是中国事业的开拓者。相比之下,作为最早掌握秘密的物理学家——卢鹤绂却鲜为人知,11位两弹元勋中有7位曾经是他的学生。6月7日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卢鹤绂百年诞辰纪念日,卢鹤绂之子卢永强特地从美国空运回国7箱档案资料,卢鹤绂的传奇经历因此又重新被世人关注。

  卢鹤绂1914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祖籍山东莱州。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。一二?九运动中,卢鹤绂担当纠察队员,护送游行队伍,声援古北口前线年,卢鹤绂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,他的毕业证书上还有当时教务长司徒雷登的签名。毕业证书上的民国标志,他自己用毛笔画了两道叉。复旦档案馆的杨家润说,“文革”时,生怕抄家,卢先生想出这个办法,保留了自己的毕业证书。

  同年,他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,专攻近代物理和原子物理。在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,卢鹤绂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之一,曾与尼尔教授一起工作。尼尔因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一个发现用质谱仪测定提取铀同位素,很长时间在美国物理学界担任主导,曾长期从事质谱测定教学。卢鹤绂是他的得意门生。1939年,卢鹤绂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,当时他便用质谱仪测量锂7及锂6离子释放量的比值,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。他的硕士论文《热盐离子的质谱仪研究》以及实验本身,被国际物理界公认是一种创举。

  1941年,他又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此后,他就在《美国物理月刊》上发表了《关于的物理学》一文,简要阐明了估算铀235临界质量的方法,这是世界上首次公开发表估算铀235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。这一文献已被世界上广泛引用。卢鹤绂被称为“最早掌握秘密的人。”

  1941年,就在卢鹤绂在美国取得惊人成绩时,他毅然回到抗战中的中国。复旦档案馆馆长周桂发讲述了卢先生归国前后的两个故事——

  回国前,卢鹤绂收到广西大学聘书。回国要上飞机,规定每人携带行李不超过20公斤,可是,他在美国求学期间,身边有大量的外籍外文资料,而这些科研资料,正是国内急缺的。最后,他想了一个办法对付超重,登机前,他穿了一件很大的大衣,里面做了很多插袋,很多书全部都插在他的大衣袋里面。结果,大衣袋过安检时被查到了,可查到的不是金条、不是战争中最最宝贵的日用品,而是一排排英文书。

  不久,日本人就打过来了,广西大学只能往内迁,往贵州方向走。结果,师生们要经过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,土匪出没,见人就抢东西,大家都不敢走。卢鹤绂听说后,带了一个体育教授,上山找土匪头子,说现在抗日爆发,日本鬼子打进来,自己从国外回来抗战。土匪王一听,人家都逃掉了,这个教授还回来抗战,非常敬重他,当晚请他吃饭、喝酒。第二天,为学校的每只船上发来一竿杏黄的小三角旗,这是一个特别通行证。卢鹤绂的真诚和爱国热情,竟然感动了土匪。

  回国后,他最先来到中山大学,任物理系教授。而当年从事核物理研究的,在中国只有他一人。因为战争,学校迁到了偏僻的农村,校舍设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。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,卢鹤绂夫妇住在一个祠堂里,要用劈柴生火自己做饭。为了讲授量子力学、近代物理、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,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。

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大规模地向中国南方发动进攻,中山大学被迫再次迁移。卢鹤绂又几经辗转来到广西大学任教。年轻的卢鹤绂在战乱的祖国,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情绪。他的京戏唱得很好,据说还是属于谭派一流的。在《四郎探母》中,他演杨四郎。不仅能演完全本,甚至在表演中还能完成“抢背”这样的高难度动作。在他的日记中曾有关于他在慰问抗日将士时做京剧表演的记述。日记中他这样写道:“天上有敌机轰炸,地下有蛇虫野兽。物资也严重匮乏,但是大家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昂。”据卢鹤绂的长子卢永强说,京剧是他父亲一生的最大也是唯一的爱好。

  1941年,应校长竺可桢的邀请,卢鹤绂前往已经迁到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。当时浙江大学汇集了全国众多著名的学者。王淦昌教授回忆起卢鹤绂这样说:“他是新来的教授,什么都没有,房子也没有,吃的东西也没有,生活非常苦,非常困难,我是系主任,要为他奔波啊,要房子,要吃的东西。湄潭的房子很少,我们住一套房子,他们只好住我们的阁楼上,那个房子很简单,要是走路走重一点,那个楼板的灰都会掉下来,蹩脚得很。他有小孩,那个时候就是每天买一点白薯,给小孩吃一点白薯,牛肉要去很远的地方,才能买到一点给孩子吃。”王淦昌教授听过卢鹤绂的课,印象很深。他说:“学生非常拥护他,因为他讲得好,他会演戏的嘛,像演戏那样教,当然大家欢迎了,我听过他几次课,非常不错。”

  一本厚厚的外宾接待记事本,细看之下,竟然全部用“海鸥”牌香烟的包装纸装订而成。卢永强介绍,父亲十分节约,也从不搞特权。卢鹤绂的烟瘾很大,一天要抽两包烟,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“前门”牌烟是凭票供应的,每个人一个月大概几张烟票,而“海鸥”牌“飞马”牌烟是不用烟票买的,于是,他就抽“海鸥”牌烟。

  翻开这本用烟纸做成的记事本,第一个就是记录来访杨振宁,接下来是吴健雄、袁家骝;从1972年到1981年,美国科学家来复旦大学访问,都是重量级的物理学家,杨振宁几乎每年都来复旦,李政道也是如此,还有杨福家先生的丹麦老师波尔也来过,都是卢鹤绂接待,记载得非常清晰。

  即便在“文革”那段特殊时期,卢鹤绂仍坚持科研。从1970年至1985年,他留下大量的中、英文科研笔记。他的日记和一般人不一样,分成“红”和“专”两类,“红”是记录日常生活,“专”则记录专业内容。原来,他怕科研日记被人看到,如果有人要抓到什么小辫子,他就说“我是按照又红又专”的要求记日记。

  卢鹤绂在国际物理界地位卓著,他离开美国后,与他同一研究课题的两名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。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,诺贝尔奖获得者、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:“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,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。”

  然而对此,卢鹤绂却十分淡然,他终极一生,都致力于研究,淡泊名利。1954年,卢鹤绂回到阔别了19年的北京大学,在新办的保密机构物理研究室,开设了核物理和加速器课程,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核物理人才。在我国11名两弹元勋之中,就有7名曾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。

  1979年,卢鹤绂被美国斯瓦斯莫尔大学聘为访问教授。1979年~1981年间,卢鹤绂赴美讲学,美国的大学总计给予他个人5000美元的报酬。1981年在国内,万元户都是很让人羡慕的,但卢先生回国后却决定将5000美元上交教育部。他在日记记下交钱的理由:“我在美国,国家仍旧给我工资,我这笔钱不应该拿,因为我拿工资了,另外的收入应该交给国家。”

  卢鹤绂教授于1997年逝世,享年83岁。这一年,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,第一浸信学校的校园里,竖起了一座卢鹤绂的雕像,该校的实验室也被命名为“卢鹤绂实验室”,这是美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,第一次为一位中国科学家竖立雕像。